2008年5月12日那场地震里，北川中学初三四班37人全部幸存。
十年后，这群昔日十五六岁、穿着校服的少男少女已经长大，生活的重心也从学习变成了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。
班上的女生陆春桥把镜头对准他们中的三个人，拍摄了一段32分钟的纪录片，取名为《初三四班》。
“太多的片子在讲地震后的悲伤痛苦，却没有人去讲我们对生活的珍惜”，陆春桥提起拍摄的初衷，是希望记录下他们这代人的成长，讲讲他们是如何在经历灾难后，去理解家庭与爱的。
在陆春桥的记忆中，母志雪是个内向的人。初中时，她坐在陆春桥后面的座位，扎马尾辫，穿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，非常文静，不爱说话。
但现在，她跟每个人都热络地开玩笑。她说她现在在施工队工作，梦想是当个包工头。
男生何林烛也站上了讲台做自我介绍，他高三辍学，留在北川，送过外卖、当过KTV服务员、开过婚庆用品店，是同学们心中的励志担当。
聚会那天，陆春桥拍了不少视频和照片。回去翻看时，她发现，同学们虽然都很年轻，但是看上去要比同龄人更成熟一些。陆春桥很好奇，“那场大地震到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这群人的生活？”
多年来，陆春桥和同学们很有默契，鲜少谈论与地震有关的话题。上大学去了外地，他们也不会主动跟同学提起自己来自北川。
陆春桥想，他们这些年的故事值得记录下来。地震过去8年，关于北川的故事，别人已经讲得够多了，如果换作自己来讲，会不会不一样？
要重新揭开这块伤疤，并不容易。幸好是陆春桥来做这件事。初三四班的刘文静说，“别的记者来采访，总会有被消费的感觉，但她不一样”。她相信，陆春桥和他们是同类，对那段过往能产生共情。
陆春桥曾是班上最爱好文艺的女孩。上高中后，开始跟市里来的艺术老师学编导，大学在南京学摄影，毕业后去了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工作。
2015年6月，陆春桥上大四，和制片人韩轶聊天时，说起了那场地震。韩轶提议，这帮孩子的成长或许能拍个纪录片。陆春桥被打动了。
她先是挨个给同学们打电话，久疏联系，陆春桥发现，原来她对老同学这么不了解：地震后，他们失去了哪个家人、经历了哪些痛苦、有没有走出来……她一无所知。于是，陆春桥回到北川，开始跟同学和他们的家长详细访谈。
在纪录片中，陆春桥访谈了自己的父亲，那天，父亲开着车，母亲躺在后座。父亲漫不经心地聊道：
“地震那天买了四吨多厚朴花，遇到地震了，就全部变成垃圾了，跟你妈在片口困了两天。房子摇过去摇过来，就像跳舞一样。第二天用柴油机发的电，看到新闻，说北川中学三楼变成一楼了。我想女儿肯定死了，你妈就哭了，她整天都在哭，最后就要来找。”
2008年5月12日地震来的时候，初三四班所有同学都在室外上体育课，陆春桥站在报栏前看报。一瞬间，世界开始摇晃，教学楼倒了，漫天的灰尘扑过来，不远处的山被滚落的巨石、泥土包裹住，由绿变黄。
地震过后，北川中学的学生都被转移到了六十公里外的绵阳长虹影剧院。每天，影剧院都会播放寻人广播，“XXX同学，你的家人在找你”。第三天晚上，陆春桥躺在纸板上准备睡觉时，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
她匆匆穿上长虹发的拖鞋，赶到影剧院门口。看见母亲站在人群中，背着一个双肩包，拄着一把伞，衣服破破烂烂，脚上还穿着陆春桥留在家里的胶鞋。母亲原本白皙的皮肤也变得黝黑，一下子老了十岁。陆春桥想给她换上自己的拖鞋，才发现胶鞋已经陷进了妈妈的肉里，根本脱不下来。
母亲旁边不见父亲的身影，她告诉陆春桥，父亲的哮喘犯了，只好在家等着。这个从没落过泪的男人，还偷偷钻到了厕所里哭。
那年10月，陆春桥的妈妈生了一场重病。医生说，是因为地震之后，她的精神处在崩溃边缘，受到了巨大的刺激，导致她患上了植物神经紊乱。心理上的表现是焦虑、抑郁，生理上则表现为胸闷、憋气等症状。
在此之前，陆春桥一直以为，电视里演的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都只是单纯的心情不好。妈妈得病以后，她才知道，“原来情绪也可以杀死人”。
许多同学的家庭都被这场地震拆散了。母志雪失去了父亲，地震时，他正在矿山上工作，没跑出来。何林烛失去了六岁的弟弟，那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小男孩，头顶有两个旋。
陆春桥一家是幸存者，同学黄金城一家也一样。他告诉陆春桥，有时走在街上，会碰到一些故去同学的父母，他总会低着头，绕得远远的，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打招呼。
“很多年来，那场地震都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。时间可以治愈一切，当地震离我们越来越远，我们这些幸存者，无论是创业、工作，或者是结婚，我们都在努力地寻找一个新的开始。”
“我们班真的很幸运，但幸好大家都在努力地不辜负这份幸运。我们这群人是特殊的，但也是普通的。经历了这场大地震活了下来，但是生活依旧还在继续，我们也要面对和你们一样的成长，也要在争吵和沉默后，最终学会理解父母，也要在努力工作后，懂得承担责任，也要在跌跌撞撞以后，遇到可以相互陪伴的人。”
片子的最后，是陆春桥的独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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